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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文脉 介绍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依山傍水,风光秀丽。自远古以来,她先后经历了原始、奴隶、封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并孕育了自己风格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些文化主要是:新石器时代的北阴阳营文化——昝庙类型文化,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湖熟文化——吴越文化,六朝文化,南唐文化,明文化,民国文化和现代文化。它们源远流长,一脉相传,积淀深厚,博大精深,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南京也正因此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和独特地位。
 

 
    早在3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南京地区就已经有了古人类的活动。这一发现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南京市江宁县对南京东郊汤山葫芦洞进行旅游资源开发。1993年3月13日,开发者在洞南侧发现一具人颅骨化石。4月17日,又发现了另一具头骨化石。经研究证明,这均为直立人化石,生存年代距今约35万年的中更新世中期,其性状特征尽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基本方面与出土于周口店的直立人北京种的化石十分相似。这一发现又一次证明在中国境内,直立人阶段的人化石遗存,在体质人类学特征上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它对于研究世界范围内人类的起源、分布与迁徙具有重要意义。从学术角度看,虽然不能将这一发现作为后来南京古代文化发展的起点,但是,它足以证明,在亘古时代,南京这块山水秀美的土地已有了古人类的生存活动和生殖繁衍,并创造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到了新石器时代,南京的人类活动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且地域相对固定。据考古发现,当时南京的人类以丘陵地区的秦淮河、金川河、滁河等流域的平原为主要栖居地,并形成据点。他们以初期的农业活动为主要生产手段,用石质生产工具和陶质生活用具向大自然汲取社会之源。从已进行过考古发掘的北阴阳营、昝庙、太岗寺、营盘山等文化遗址观察,当时的人们不仅掌握了石质生产工具,有着固定的村落和活动区域,以及集中埋葬的氏族公共墓地,而且在生产和生存的同时,也发展着文化审美需求,并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从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和玉器来分析,一方面,这些器物总体面貌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广泛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这些器物,特别是北阴阳营文化和昝庙类型文化的器物,又具有强烈的个性,典型地反映出南京地区原始土著文化的风貌特征。
    到了历史上的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南京地区的土著文化继续得到良好的发展,并进入了一个受到周边地区的浸润和冲击,与周边文化相互融合的新阶段。从具有典型形态的湖熟文化的台形聚落遗址和吴文化的土墩墓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所出土的器物都鲜明地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新阶段的特征,而以六合程桥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的文物精品,则有力地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地方文化特征与中原文化风貌的相互融合已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
    春秋战国时期,南京作为长江下游的重要通道,军事活动和经济交往十分频繁。南京这块区域先后归属吴、越、楚三国,土著文化受到吴、越、楚文化的影响较深。这时,具有军事据点和行政建置性质的城开始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吴国伍子胥所筑的“固城”,越国范蠡所筑的“越城”,楚威王所建的“金陵邑”等。具有政治中心性质的城邑则是在秦汉之际形成的。时先为秦的秣陵、江乘、丹阳等县城,后为汉的秣陵侯、胡孰侯等封建县治。由于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所以其始终成为历代统治者竞相控制的地域。这就促使原本相对独立,后虽受到吴、越、楚文化浸润,却一直保持着土著文化特征的这块地区,加快了融入中原汉文化系统的历史进程,这也使南京逐步走上了中国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并为自己作为六朝的都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公元229年,孙权在南京建立东吴帝国,自此,南京在历史上第一次充当了国都。以后又有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在南京建都,前后320多年,共经历了六个朝代,史称“六朝”。
    六朝是一个政治上富于变动的时代。自秦汉建立起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土崩瓦解后,中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政治社会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先是孙吴的崛起,与魏、蜀三分天下;后是东晋、南朝等五朝在江南相继更迭,与在北方先后交替的五胡十六国、北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六朝承袭了东汉门阀政治传统,建立的均是世家大族占统治地位的王朝。原来享有绝对权威的皇权政治不复存在,皇帝的统治力大大削弱,权力和国运基本上操纵在代表士族利益的权臣手中。这种政治结构对大多士族豪门的利益,既保护,又制约,故在政治上能够与时推迁,不断调整,从而保障了政权相对稳定。尽管六朝历时300多年,政治上不断出现变动,王朝先后更迭,皇权争夺屡起,但除梁时的侯景之乱外,六朝社会基本上没有爆发大的动乱。这种政治格局与北方血雨腥风的政权争夺相比,也许是一种政治的文明。
政治上的相对稳定,保障了经济的发展。六朝以前,南京地区经过秦汉时期的长期发展,已具备长江下游经济发展核心区域的条件。成为六朝京畿后,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少数民族的封建化,农业和手工业得以深度开发,经济总量迅速提高,“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
    政治稳定,经济富裕,国策相应开放,必然带动了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的调整和变化,推动了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以及各种文化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从而使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摆脱了长期以来的禁锢和羁绊,显得十分活跃与开放。玄学、儒学、佛教、道教及诸多思潮相互驳詰,彼此兼容,竞相发展,并在思想领域造成了激烈震荡。西汉以来由汉武帝及董仲舒等人建构的“儒学独尊”的地位被动摇,君命神授的儒家思想被怀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探索社会的存在和人生的意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次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思想的解放,导致了提倡个性解放、精神自由,崇尚清谈析理,詰难辨证,追求闲逸洒脱,放达超越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这些都直接成为六朝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六朝是一个文化艺术的“自觉时代”,是人文精神得以弘扬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个体的自我意识崛起,人格独立、人生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文艺家们终身追求的人生目标。这就使文艺家们不再将文学艺术视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而成为抒发个人情感,表达艺术情趣,完成审美追求的载体。文学艺术回归本体,整个文学艺术领域充满着活力,文学艺术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涌现,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理论著作问世,构成了这一时代文学艺术繁花似锦、绚丽多彩、群星灿烂、光彩照人的文化特色。文学方面,干宝的《搜神记》,旧题陶潜的《续搜神记》,裴启的《语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吴均的《续齐谐记》等志人和志怪小说,记录了六朝时代的詰议玄谈,奇闻轶事,成为当时闲逸风流社会生活的和人情世风的生动写照。范晔、沈约、陶潜、谢灵运、鲍照、颜延之、江淹、庾信等人的骈文或散文,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不仅营造了文体形式的外在美,而且传达了内容蕴涵的内在美。孙绰、孙洵的玄体诗,以诗谈玄,体悟老庄之道;陶潜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反映出文人超凡脱俗,放情山水,返归自然的精神特质;鲍照的七言诗体,直接抒发了对人生自由追求和美好人生向往的情怀;谢脁、沈约、范云等创造的“永明体”诗,解决了诗的节奏与音律的关系,营造出一种音韵的美;而齐、梁、陈三代的帝王及文人则钟情民歌,在他们手中,完成了诗歌由深至浅,由古至近的变革,使诗歌向通俗流畅方向发展。绘画方面,曹不兴、王 廙 、戴逵、戴勃、史道硕、顾恺之、陆探微、袁倩、谢赫、张僧繇等的人物画线条流畅,潇洒传神,栩栩如生;戴勃、顾恺之、宗炳、王微、谢约、孙畅的山水画虚灵通幻,变化无穷,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另外曹不兴、王献之、顾骏之、顾景秀、刘胤祖、蘧道愍、丁光等的花、鸟、虫、鱼、牛、马等,也逼真传神、充满情趣。书法方面,王羲之、王献之等人,不师古人,自我创新,使笔墨达到直抒胸臆,表达情感,张扬自我气质的境地。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的书法从朦胧发韧走上飞速发展,使作为汉语言符号的汉字化为抒发个人情感及美学追求的、和绘画、雕塑等并列的一门艺术。音乐、舞蹈、杂技方面,乐曲的《梅花三弄》、《飞龙引》、《大胡茄鸣》、《小胡茄鸣》、《流楚窈窕》、《碣石调幽兰》、《采桑渡》、《江南曲》等传达着清新高雅的美学理想;歌曲中以清商乐歌为代表的《华山畿》、《子夜歌》、《欢闻歌》、《碧玉歌》、《七日夜歌》、《团扇歌》、《青溪小姑曲》等,充分表达了人们对爱情与幸福的执着追求;舞蹈《鸲鹆舞》、《白纻舞》、《扇舞》、《拂舞》等活泼、清丽、闲逸、高雅,足以体现一代风气;杂技《凤凰衔书伎》、《鱼龙漫延》、《三峡伎》、《登莲上云伎》则将乐舞、幻术、杂技等融为一体,尽显六朝华彩,也开了杂技发展的先河。在文学艺术理论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顾恺之的《论画》、《画云台山记》,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谢赫的《古画品录》,传萧绎的《山水松石格》,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书论》、《笔势论》,陶弘景的《与梁武帝论书启》,庾肩吾的《书品论》,张永的《元嘉正声技录》,王僧虔的《宴乐技录》,萧衍的《钟律纬》,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学艺术理论著作。文艺理论的产生,是文学艺术家探赜索隐、理性思维的结果,也是文学艺术走向全面成熟的重要标志。
六朝宫廷、官府、士族、寺院、民间好藏书,南京的藏书业绩冠绝四方,大大地推动了图书目录学的发展。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谢灵运、殷淳的《宋元嘉四部目录》,王俭的《宋元徽元年四部目录》,《七志》,阮孝绪的《七录》,都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文献。特别是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将史书从丙部改为乙部,诸子从乙部改为丙部,甲乙丙丁分收经、史、子、诗赋四类,从而正式确立了四部排列顺序,成为宋、齐、梁、陈、隋等各代秘阁藏书编目的永制,可见影响深远。
    六朝佛教文化兴极一时,重义理,尚谈论,多建佛寺巨构,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正是当时南京佛教大兴的真实写照。在大兴土木建造佛寺的同时,南京还建造了大量的佛教石刻。在摄山开凿的千佛岩,比云岗石窟略晚而较龙门石窟略早。千佛岩由三圣殿与众多小佛龛构成,其中无量寿大佛崇宏庄严,观音、大势至两佛秀俊平和,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另外,流传至今的南朝陵墓石刻,从汉代雕刻重气势发展而来,且具有气韵灵动,雕饰精细之特点,开启了后代石刻写真精美之先河。
    六朝的文化在经历了三百余年的蓬勃发展后,随着公元589年隋灭陈后而告终止。六朝成功地完成了扮演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要角色。
    六朝虽然宣告结束,但她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她不仅保存了汉、魏、晋文化的宝贵遗产,成为汉文化正朔所在,而且还创造了自身的灿烂辉煌的六朝文化和纯青高洁的文化品格,为中华文明的保存、延续、发展,开启隋唐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中原封建大一统的隋、唐王朝欣欣向荣地走过了四百多年之时,南京则是在默默无闻中渡过的。以至于几乎整个封建社会中期阶段,除了在唐代有李白、杜甫、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诸多文化名人来这里凭吊六朝,发思古之幽情,留下了不朽诗篇并形成影响外,很难看到她作为一座文化名城自身发出的文化光彩。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南唐短暂的文化中兴。
    在唐宋之际,中国又一次出现分裂局面,五代十国各据一方。封建正统秩序再次被打乱,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作又一次调整。公元937年,李昪在南京建立南唐王朝。李昪是一个具有民本思想的帝王,他在南唐实行宽刑平政,轻徭薄赋,扬文抑武,整肃吏制的政策,国势较强,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先主李昪去世后,中主李璟继位,由于他国策失误,国势中落,并失去了江淮大片土地,只能与后周划江而治。后主李煜继位后,因其荒于治国,政权内部混乱不堪,致使国家日益颓败,终至灭亡。
    与南唐国家政治和经济每况愈下的发展状态成反比的是,文化艺术的发展一直蒸蒸日上。早在李昪主吴政时,就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在南京设礼贤堂,招徕人才。南唐建国后,他更是求贤若渴,使得文人贤士八方来投,从而使南唐在江南形成了一个文人社会。南唐开设太学,并纷建各级学校,还在庐山白鹿洞设立庐山国学,为文化的发展又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文人的阵营不断扩大,陶冶了一朝世风,还推动了文化艺术的普及与兴盛。由于南唐的文人构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故促使南唐的文化脱离了宫廷化、贵族化,而向平民化、文人化发展。
    南唐词的创作极为普及。上至皇帝臣僚,下至文人墨客,皆善填词。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以及臣僚潘佑、张沁等人都有词作传世。在他们的推动下,不仅词的调名日多,格律日严,形式得到发展,而且词的内容日丰,风格日富。南唐词还一改唐时兴盛的“花间派”华艳雕琢,脂粉甜腻的习气,形成情感真实,清丽多彩,委婉感人,意境深远的风格。李璟、李煜、冯延巳等人的词,采用写实与写意并重、直抒胸臆的艺术手法,使词有着超凡脱俗,自然大气的感觉。特别是李煜后期的词作,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融入艺术创作之中,大大提高了词的意境,大大加强了词的感染力,拓展了词的表现生活和抒发感情的能力和功用。王国维称之“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人间词话》)以李后主为代表的南唐词作,开一代词风,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南唐设有国家级画院,云集了一批造诣颇高的画家,如卫贤、曹仲元、陶守立、蔡润、解处中、顾德谦、梅行思、赵干等。朝中的后主李煜及许多臣僚,如徐熙、顾闳中、周文矩、王齐翰、董源,以及僧人巨然也都是丹青高手。在他们的推动下,南唐的绘画摒弃了唐代浮华富丽的画风,以顾闳中、王齐翰为代表的人物画家,讲求画风真实传神,以徐熙为代表的花鸟画家,追求画风的野逸生动,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山水画家,注意画风的气韵高古,意境幽深。这些大家的作品,如《韩熙载夜宴图》、《斟书图》、《重屏会棋图》、《潇湘图》、《夏景山口待渡图》、《秋山问道图》、《江行初雪图》等,都是各自画风的具体体现,也为世代相传的艺术珍品。他们创造的风格,对宋代的画风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董源的画风,一直影响着宋、元、明、清的整个画坛。南唐石刻艺术独步一时,从栖霞山舍利塔和南唐二陵等遗存看,石塔造型玲珑,佛像神情娴雅,武士姿态刚健,力士形容遒劲,云龙构图生动,花草纹饰线条流畅等等,与绘画具有同样的风格与成就。
    南唐的书法和美术一样,从皇室到臣僚及文人,善书法者众多。李璟、李煜、宋齐丘、冯延巳、韩熙载、徐铉、徐锴、潘佑、王绍颜、颜詡、唐希雅等,在书坛都有一定地位。李煜是南唐书坛最有影响者之一,他博采柳、欧、颜、褚、陆众家之长,自创了“金错刀”之体(即撮襟书),极富造诣。冯延巳、韩熙载、徐铉等人书法,也都成就很高,名噪一时。南唐绘画书法的兴盛,还促进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一手工业的发展,时诸葛笔、李廷圭墨、澄心堂纸,以及龙尾山砚,为文房珍品,世人重金难得。
南唐朝野好乐舞,故使乐舞颇为兴盛。音乐方面,时由于词的普及,加之词格形式多样,表现内容丰富,故加快了歌曲艺术形式由工整的诗体歌曲向活泼的词体歌曲转化,乐曲的创作日趋兴盛。文人乐师依曲填词,或创制新曲,产生了大量的以长短句为主的词曲。陈世修称“金陵盛时,内外无事,亲朋宴集,每运思藻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阳春集爙序》)乐坛一片新风。舞蹈方面,南唐舞蹈无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都很普及,舞蹈的编创作也十分活跃。李后主曾在后宫与周后分扮牛郎织女,以抖动的素绸作银河,颇富创意。周后编创的《念家山破》、《邀醉舞》、《恨来迟破》等,都是舞坛佳作,影响颇深。但后主推崇之至的《金莲舞》,则使舞蹈走了回异端,实为舞中瑕疵,世人不齿。
    南唐自公元937年建国,至976年灭亡,共存在39年。在诸国纷争,战事连连的时代,南唐利用39年的短暂时间,保存和发展了汉民族的优秀文化,积聚并培养了大量的出色人才,创造了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的南唐文化,是难能可贵的。
    南唐文化体现了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时期的文化特色,反映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在诗词、绘画、书法、音乐、舞蹈、石刻等领域继承了唐代艺术之成就,开创了自己的一代风气,并成就了宋代文化的繁荣。作为南唐国都的南京继六朝之后,再一次担负并完成了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历史重任,又一回扮演了中国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
 

 
    南京在南唐灭亡之后,经历了宋、元两朝。在这四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南京除了在宋代有王安石、苏轼、张孝祥、秦观、张耒、贺铸、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及元代有白朴等名人前来寓居或游历,并留下诗篇,发出声响外,她基本上是在沉寂中渡过的。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起大明王朝。南京再次成为国都,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明太祖朱元璋以封建政治家的气魄,在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实行极端君主专制,并对社会结构和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推动了封建社会后期鼎盛状态的迅速形成。但他为了保全政治局面的稳定,在思想文化上也实行极端专制主义,推行禁令,制造“文字之祸”,使社会文化处于令人窒息的状态。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元建文。建文皇帝上台后,推行新政,以文治国,政策宽松。但他的四年文治,是伴随着明太祖之子朱棣争夺皇位的战争渡过的,文治只成了一个美好愿望而已。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朱棣夺权登基,改元永乐。永乐取得政权后,不仅屠戮建文遗臣,而且还将屠刀转向了文人,在思想文化领域制造了一场浩劫。即使在他迁都北京,江山稳固之后,对思想文化的禁锢也没丝毫松懈。到了仁宗、宣宗时代,随着中国文官制度的确立,政治上才出现相对宽松的局面,文禁渐弛,官僚文化日兴。但官僚文化并没给文化领域注入足够的活力和生气,成就平平,好在它毕竟标志着一个禁锢的年代结束。正德以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期。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和社会生活日趋繁荣,并且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过程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却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相当大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文化艺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呈现出一派繁荣喧闹的景象。
    南京在明初为国都,存在了53年,是当时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公元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为留都,保留着明政权的各类政治文化机构,还俸养着大批官员,其中不乏文人。南京成了全国政治文化的次中心。在明代长达276年的历史中,南京的文化发展,主要分前后两个时期,即作为国都时的明初期和作为留都后的中、晚期。
    明初,明王朝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江山,消除元代北族文化在民间产生的影响,利用上层健全的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对人民进行宣传教化,控制和打压下层的民间通俗文化,结果造成上层社会的传统士大夫文化虽显热闹但无甚发展和影响,而下层社会的民间通俗文化则是万马齐喑,寂寞一片。相形之下,倒是皇家的宫廷文化十分热闹,且发展神速。这突出反映在建筑、音乐、舞蹈和典籍编修上。求大、求全、求精、求美成了这一时期宫廷文化的风格,明代都城建设,打破历代都城型制方正、宫城居中的传统格局,依岗陇之势,统河川之利,包容六朝,南唐等历代旧城,又另辟宫城新区,建构了一座规模空前,形式奇特的都城,山水城林,浑然一体。依山势地形筑造的砖石城垣,绵延33·676公里,气势恢宏,“高坚甲于海内”。宫城建筑,规模宏大,庄严肃穆,充分彰显皇权的威严。明太祖之陵,陵宫、宝城建筑宏大庄严,神道石刻硕大壮美。大报恩寺琉璃塔,气势雄伟,美轮美奂,令人叹为观止,被誉为中古时期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这些充分利用生产力发展高度成就创造出来的鸿篇巨制,是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形成的民族文化精华,具有着极强的艺术震憾力,尽显一代王朝崛起时帝王特有的自尊、自信和自大的心态。与建筑风格相呼应的是宫廷乐舞的发展和《永乐大典》的编修。明代的宫廷乐舞多延古制,但又有发展,其阵容之庞大,节目之众多,形式之繁复,服饰之豪华,几乎达到极致,这是历朝历代无可比拟的。《永乐大典》的编修,历经六年,收图书七八千种,辑成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可谓包罗万象,气势宏大,充分体现了朱明王朝的思维定式。另外,在工艺美术方面,从宫廷的大到建筑的雕梁画栋,家具摆设,小到冠戴冕服,首饰珍宝,文玩用器,无不穷心剧力,尽一代之奢华。明初南京宫廷文化的发展,是封建传统文化在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集中体现,也代表着这一时期封建传统文化的最高水平。
    明王朝迁都北京之后,南京虽为留都,保留着部分宫廷文化,但再无发展。处在上层社会的士大夫文化也因流于空洞刻板,拘谨落套,发展乏力。倒是民间的文化逐渐显露出繁华。南京内秦淮河夫子庙一带戏楼曲院、勾栏瓦肆的各类演出活动日甚一日。留都的闲官逸士、公侯王孙、乌衣子弟,纷纷涉足其间,消磨光阴。到了明中期,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宫廷文化和士大夫文化已走向全面衰落。与之相反,下层社会的民间通俗文化则显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在南京,民间的传奇、曲艺、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不仅得到大众的接受和喜爱,而且还诱惑和冲击着上层社会的宫廷文化和士大夫文化。于是,下层社会的通俗文化开始向上层社会流动,同时,上层社会的高雅文化也在向下层社会流动。而且,这种层间的互动并产生交融的节奏,随着城市的发展、平民阶层的扩大和商品社会的形成而不断加快。一批文人和士大夫在其间充当了传播人和推动者。以徐霖、汤显祖、阮大铖,以及周晖、顾起元、潘之恒、余怀等为代表的大批文人走向社会,向民间文化汲取营养,并创作、整理、改编了大量的传奇、曲艺、音乐、舞蹈等作品,写出了大批笔记、杂著、评论等。具有代表性的戏曲有徐霖的《绣襦记》,汤显祖的《紫箫记》,阮大铖的《燕子笺》等。这些作品多写男女爱情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人物性格复杂,故事情节曲折,且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充满平民思想和人文精神。具有代表性的笔记、杂著有周晖的《金陵琐事·曲品》,顾起元的《客座赘语》,潘之恒的《鸾啸小品》,余怀的《板桥杂记》等。对各门艺术的发展进行品评点拨,阐述了那一时期的审美理想。以纪振伦、甄伟、许仲琳、凌濛初为代表的文人,把目光投向民间,创作出一批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历史话本小说和市井话本小说。纪振伦的《杨家将通俗演义》,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许仲琳的《封神榜演义》,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和《二拍案惊奇》都是话本小说中的佳作,在民间受到广泛欢迎,并得以流传。由于话本小说和戏曲的流行,因此为小说和戏曲刊本所作的版画插图也随之发展和兴盛起来,文林阁、富春堂、广庆堂、继志斋、颐松阁、大业堂、世德堂、环翠堂、十竹斋、德聚堂、石渠阁、师剑堂、两衡堂等都是颇具影响的书坊,刊刻了大量戏曲和话本小说,其中的版画插图极受人们的欢迎。以魏少峰、刘希贤、陈聘洲等为代表的画家,加入了版画的创作队伍,成就很高,颇负盛名。十竹斋胡正言编印的《十竹斋书画谱》,堪称版画精品,直接对明代版画水平的提高起了示范作用。在这些文人士大夫的努力下,一方面上层社会的文化在向通俗化发展,并被下层社会欢迎和接受,一方面,又促进了下层社会通俗文化的总体水平的提高。传统的文化壁垒和价值观被打破,文化的层次和等级被僭越,文化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活跃,并形成了明代中、晚期南京的文化总体向通俗化、商品化发展的总体趋势。这种文化形态一直绵延至清代。
 

 
    公元1644年,明王朝灭亡。次年,清军南下占领南京。清政府先在南京设江南总督,后又改为两江总督。清政府对南京实行限制政策,派大员统领,驻重兵镇守。他们除对反清复明行动实行弹压外,对文化实行禁限政策,抑制了文化的发展。清初,南京的文化一片凋零。随着清政权的巩固,政府对文化的禁限逐渐松动,文化活动有所恢复。到了清中叶,南京的戏曲、小说、曲艺、音乐、舞蹈等已是十分兴盛。公元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洪秀全在此定都,建立起太平天国。南京第九次作为国都。太平天国在南京占据十二年,使南京原有的文化艺术遭到严重破坏和荡涤。由于太平天国一直处在战争环境之中,没有提出自己的文化纲领和文化主张,故没有什么文化方面的建设,其遗留给后世的仅是一些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壁画和带有纹饰的建筑构件。公元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南京在曾国藩的治理下,文化艺术才得以逐步复苏。
    清代南京的文化与明代一脉相承,只是明代那种上层社会的高雅文化和下层社会的通俗文化经过长时期的互动和交融后,层间的差异已经不明显了。通俗文化在清代占据主导地位。其中最为活跃的乃是小说、戏曲、绘画、曲艺及音乐等。以吴敬梓为代表的小说家,以李渔、黄周星、曹寅、张坚、万荣思为代表的戏剧家,以龚贤、樊圻、高岑、邹喆、吴宏等“金陵八家”为代表的画家,在文坛、剧坛和画坛上都占有显著的地位。特别是李渔的《闲情偶寄》,第一次在我国对戏曲的创作和表演规律作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理论见解,为中国戏曲史上不可多得的理论专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清代晚期,南京的文化发展出现了明显的颓势,封建时期的通俗文化几乎走到了尽头。南京勾栏瓦肆、梨园曲院、秦楼楚馆里充斥着低级庸俗、柔靡香艳的时调小曲,给人一幅衰败没落的景象。
    随着鸦片战争后南京的开埠,西方列强在南京纷纷设立领事馆和清政府洋务派官员在南京兴办制造业的同时,把西方的文化,诸如音乐、美术及图书等大量地介绍到南京,给南京的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南京的文化开始躁动,并酝酿着一场新的变革。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元月,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宣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末几,孙中山被迫下野。袁世凯就任总统,清政府被推翻,国民政府迁往北京。1913年,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起兵讨袁,但遭失败,南京陷落,辛亥革命夭折,中国陷入封建割据状态。1925年,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1927年,南京光复,国民政府正式在南京成立。南京第十次充当国都和政治文化中心。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南京的文化进入了新的历程。新剧、新音乐、新美术在南京形成气候。1919年,中国爆发的“5·4”新文化运动波澜壮阔,冲击和荡涤着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南京虽不为这场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城市,但作为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南北交通的枢纽,乃得新文化风气之先,文化发展呈现出崭新的面貌。1927年,南京成为首都后,时在国民政府供职及在南京各大学任教的大批学贯中西的志士仁人,因有感于中国在近代与西方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巨大的差距,极力倡导引进西方的先进的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希图引发社会的改良与变革。国民政府也急迫打开国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机制,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朝野上下一齐努力下,西方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西方流行的象征主义、新感觉主义、心理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等文化思潮,不仅影响着中国的小说、诗歌、散文,而且也影响着戏剧、美术和电影等。中国的文化与西方对接,进入了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新阶段。作为国都,南京首先受益,并促成了南京文化的变革。在美术方面,徐悲鸿、李毅士、张大千、潘玉良、陈之佛、吴溉亭、谢公展、贺天健等人在自身探索中西绘画结合的同时,积极把西方古典和现代各种流派的油画、粉画、水彩画、版画、雕塑及整个理论体系引入大学艺术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并引发了中国画的嬗变。在建筑艺术方面,一批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建筑大师,如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等人,以南京为舞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创造了一批融合中西文化、具有浓烈时代特征的新民族形式建筑精品。这些建筑精品代表着那一时代建筑文化与建筑艺术所达到的高度,并为后世探索民族形式建筑的发展树立了典范。20年代末,在民国政府的主持下,一批学贯中西的建筑专家们制定了关于南京城市建设的《首都计划》,这是我国第一次用近代城市的理念对一座城市的发展进行全面地规划,这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在音乐方面,在杨仲子、唐学咏、马思聪、李惟宁、喻宜萱等一批音乐家的推动下,西方的声乐、器乐、乐理、音乐美学及流派被系统地传授到中国。经过他们不懈地努力,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创作上演了大量的作品,还推动了中国民族音乐的改良。在戏剧方面,在余上沅、唐槐秋、田汉、马彦祥、洪深、曹禺等人的努力下,不仅把西方大量的各种风格的名剧介绍给国人,还创办了话剧学校和许多话剧表演团体,创作上演了大量干预生活,揭露黑暗,呼唤光明,反映时代精神的不同流派的进步戏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话剧几乎占据着戏剧舞台,给戏剧界带来了深刻地变化。1937年由田汉等人创作并组织上演的抗战戏剧,曾激荡了全国人民的心灵,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斗志。在电影方面,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了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和电影指导委员会,他们在积极引进国外优秀影片的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发展民族电影工业的政策法规,对全国的电影生产发挥着组织指导的作用。此外,在南京建立了中央电影摄制场,拍摄了少量的影片,其中《农人之春》一片在国际比赛中,首次为中国夺得国际电影奖项。在教育部的扶持下,金陵大学发起成立了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继而成立了金陵大学科教电影编制部。以魏学仁、潘澄侯、孙明经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在科教电影的拍摄与推广,电影器材的革新,科教电影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另外,曲艺在南京也有长足的发展,全国诸多曲种纷至沓来,寻求发展。东西南北,名家荟萃,盛极一时。
    从民国开元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20余年间,南京文化的发展,是从相对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时期,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新文化——现代主义文化在南京形成并得以良好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南京在文化发展上作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使南京呈现出文化繁荣,而且向全国及西方世界形成了辐射,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南京发挥了一个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作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是年底,南京沦陷,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南京。日本占领军在统治南京时期,一方面对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疯狂劫掠和残酷破坏,一方面又将大量的日本电影、绘画、戏剧、音乐等强压给南京人民。汪伪政府(前为维新政府)为配合这种文化侵略,抛售了大量的卖国求荣的汉奸文化。但这一切都遭到了人民的拒绝和抵制。日本占领军和汪伪政府还对新文化实行高压政策,使新文化发展中止。日本占领南京的八年,南京的文化是一种畸形的、令人窒息的文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南京光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最大的消费性城市,文化活动很快得以复苏。现代主义文化也从重庆回到南京继续发展。但很快由于内战的爆发,政治经济极不稳定,人民生活复于动荡,现代主义文化再无起色。末几,国民政府就因军事连连失利,经济全面崩溃,内部一片混乱,而感政权在大陆难以为继。一个还都后仅苦撑了四年的政府,于1949年匆匆撤往台湾。仅在南京发展二十余年的现代主义文化也随之而去。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南京文化的发展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带入南京的“解放区文化”在南京影响很大,话剧《李闯王》、《同志,你走错了路》,歌剧《白毛女》、《三世仇》、《赤叶河》等,以及大秧歌、腰鼓舞、漫画,组织群众歌咏活动等,都受到欢迎,人们被解放区革命文化所感染。许多学校和工厂的文化爱好者还组织起来,为群众演出节目,教唱歌曲,成为“解放区文化”的普及和传播者。
    50年代,中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南京的文化一度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成为文化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话剧创作始终走在前列,创作演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剧目,如《布谷鸟又叫了》、《红与白》、《浪潮》、《杨根思》等。特别是《布谷鸟又叫了》,因其突破了公式化和概念化,被称为“提出问题的独特性和表现方法的独特性”的“第四种剧本”。戏曲、曲艺经过改革,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不仅挖掘整理了一批优秀传统剧目,还抢救了一些优秀传统曲艺遗产。音乐、美术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探索如何走民族化道路的问题,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创作了新歌剧《红霞》,在全国反响强烈;以傅抱石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画家,把西洋画的技法和理念融入了中国画中,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并确立了“江苏画派”的地位。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作品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的主流。
    1955年,全国开展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年,全国又开展了反右派运动。在这两场运动中,南京的许多文艺家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在文化领域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1958年,中国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企图在十五年或更短的时间内中国的主要工业产量能赶英超美。这种经济建设的狂热诱发了文化的狂热。个别文化界领导人倡导文化界要“大放文艺卫星”,要求“人人唱歌,人人跳舞,人人绘画”,要求文艺“写中心、唱中心、画中心”。“中心”就是大跃进。在这种倡导下,南京几乎一夜间就冒出了千百个歌手,千百个舞蹈家,千百个画家。这段日子里,跃进歌声震耳欲聋,宣传壁画目不暇接,打油诗作扑天盖地,文化步入了荒唐的境地。随着大跃进的草草结束,文化的一场闹剧也戛然而止。
    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中国经济困难,加之国民党妄图反攻大陆,中国的政治处在一种极为不安的氛围之中。为了统一人们的意志,党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组织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1963年,党对文艺又提出了“主要写阶级斗争,主要写先进人物,主要写先进思想。”这一切无疑限制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并造成了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创作题材狭窄、思想内容雷同,艺术风格单一,表现技巧贫乏的严重后果。当然,不能排除这一期间也出现过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如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东进序曲》,舞蹈《丰收歌》等,以及以傅抱石为代表的“江苏画派”和以吴俊发、黄丕谟为代表的“江苏水印木刻画派”的画家们的一些作品。
    1966年,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南京的文化艺术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先是造反派抢班夺权,冲击政府和文化机构,破坏历史文化遗产,接踵而至的是对文艺家的批判和人身摧残。1968年,南京虽然实行了军事管制,但对文化的破坏并没停止。这种局面延续至70年代初才略有转变。1970年,南京的文化机构逐步恢复,但文化工作的开展极不正常,写工农兵,演工农兵,画工农兵成为文化的唯一职责。“八个样板戏”、毛主席语录歌、毛主席诗词歌、毛泽东及工农兵画像似乎成为全民仅有的艺术品。这种畸形的带有浓厚宗教主义色彩的文化现象直至70年代中期方告结束。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终于结束。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文化开始渐渐复苏。大批被禁锢的小说、电影、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绘画及文学作品重新回到人民中间。大批的艺术家被平反昭雪,落实政策,重返艺坛。这时,文化怀旧的情绪在人们心中漫延,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小说、电影、戏剧、音乐、绘画等,以及大量的古代传统剧目被视为经典。当人们去接受一部新作品时,往往会拿老作品加以衡量和比照,这无疑妨碍了文化的发展。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步入了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再一次打开了通往西方的大门。西方大量的优秀文化作品和理论被介绍到南京,并广泛传播。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表现主义、魔幻主义以及意识流、荒诞派、现代派、黑色幽默等不仅被人们接受,而且被研究、模仿和津津乐道。断了三十年的现代主义文化的链条被重新接上。现代主义文化又回到了南京。南京人的文化视野变得开阔,文化鉴赏力得到提高,文化思想愈发活跃。在党发动的“解放思想”大讨论的推动下,全国文化领域思想空前的解放,各种思潮相继而起。“现代派”、“先锋派”、“新写实”、“文化寻根”,以及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大讨论等,给南京的文化领域带来了活跃的气氛,也推动了小说、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发展。艺术回归本体成为这一时期南京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人性的深层次揭示,灵魂的深层次感悟,生命的深层次觉醒,人生价值的深层次体现等成为南京艺术创作的总体目标;重建民族文化价值体系,重塑新时期文化心态,重构新时期创作理念成为艺术家的使命。许多艺术家在艺术道路上做了大胆的探索和追求,并取得可喜成果。以高晓声、方之、徐乃健、黄旦璇、李潮、董会平、朱苏进、苏童、叶兆言等为代表的小说家所创作的《陈奂生上城》、《内奸》、《杨柏的污染》、《赵平安轶事》、《寻找》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以张弦、艾煊、乔雪竹、谢光宁、江齐涛、徐耿、程玮等为代表的电影剧作家所创作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秋天里的春天》、《十六号病房》、《山林中的头一个女人》、《屠城血证》、《风雨下钟山》、《雷场相思树》等一批电影剧作被拍成影片后,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以陈白尘、顾尔镡、姚远等为代表的戏剧家所创作的《阿Q正传》、《下里巴人》、《笑的联想》、《强台风从这里经过》、《链》、《天上飞的鸭子》、《红枫祭》等,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代表着这一时期南京戏剧的发展水平。80年代末,南京市文化局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南京联合举办了全国首届小剧场戏剧节,有全国各地10个院团的13台带有探索性的小剧场话剧参加演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绝对信号》,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火神与秋女》,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屋里的猫头鹰》,广州军区话剧团的《人生不等式》等剧目,在戏剧节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戏剧节还组织召开了小剧场话剧艺术研讨会,全国的话剧专家就小剧场话剧的起源、形成、内容、技巧、发展走向及美学特征做了充分的研讨。这次研讨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对以后小剧场戏剧运动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小剧场戏剧节的成功举办,为南京80年代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画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80年代,南京的历史文化遗存受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并得到妥善保护。1982年,国务院将南京列为我国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当年,南京召开了“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议”,并制定出台了《南京市文物古迹管理办法》。以后又相继制定出台了《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城南民居保护规划》、《南京城墙保护规划》、《南朝陵墓石刻保护规划》、《明孝陵保护规划》、《朝天宫古代史博物馆总体规划》、《南京市文物保护条例》等,这对保护南京的历史文化遗存,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起了积极的作用。
    90年代,南京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电视文化、网络文化、旅游文化、图书杂志业及娱乐业迅速崛起,并占据了文化领域的半壁江山。文化艺术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人们的文化消费不再是单一化取向,而是多元化取向。这无疑给小说、戏剧、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等艺术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对此,党和政府重新调整了文艺政策,即在强调文艺作品要弘扬主旋律,注意导向性的同时,加强了对文艺队伍的管理和对优秀文艺作品的扶持及奖励。在这种条件下,南京的文艺家们积极创作并推出了大批优秀作品,如京剧《醒醉记》、《胭脂河》、《骆驼祥子》,话剧《热线电话》、《“厄尔尼诺”报告》、《虎踞钟山》、《秦淮人家》,舞剧《妈祖》,大型音乐舞蹈专场《好一朵茉莉花》、少年儿童音乐舞蹈专场《小花别样红》,大型杂技专场《万紫千红》等。这些作品受到全国各界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还在全省、全国及全军的重大艺术赛事和重大文艺演出活动中频频获奖,其中部分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乃至美学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全国产生了深刻影响。2000年9月至10月,举世瞩目的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在南京举办。这是20世纪末中国舞台艺术的重大盛会,全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派团参加了盛会,上演的105台剧、节目(含苏州、无锡、常州、扬州4个分会场)涵盖了话剧、戏曲、舞剧、歌剧、木偶剧、音乐、舞蹈、杂技、曲艺等几乎所有舞台艺术门类。南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剧、节目参加了评奖演出和展览演出,并获得5个大奖和2个优秀剧目奖,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的艺术创作演出的实力和成就。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在南京成功举办,为南京20世纪文化艺术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光辉的结局,对推动南京的文化艺术发展,开启新世纪的文艺创作,构筑文化艺术事业新的辉煌,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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